货币调控不足不行，紧缩过度也不可取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指出，去年下半年以来物价上涨过快、通胀压力增大的情况目前还没有出现收敛的趋势。而且，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RPI（零售物价指数）同步往上走，估计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PI和RPI这三大价格指标在今年一季度会继续高位行走,不会明显掉头。
虽然去年年底才确定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上自去年年中特别是第三季度以来,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一直是“从紧”的。去年下半年起，几乎月月都有货币金融紧缩措施出台，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也将重点放在收缩流动性，控制货币供给，抑制信贷需求上。从最近两个多月的趋势看,这些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出来了:货币供应量M1和M2及信贷和投资增长减速、城市住房销售降温、顺差的月度额减少等等。根据趋势判断,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宏观调控的效果会更为明显,反映经济景气变化的主要指标可能出现明显下行的走势。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蔓延及美国经济可能滑入衰退的新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将获得“额外效果”,经济降温将很快显现。
基于上述判断，陈东琪认为，需要考虑货币政策“从紧”操作的节奏。美元利率四次大幅度调整,特别是最近紧急下调0.75个百分点后,人民币如果继续大幅度加息,美元和人民币利率“反向变化”的“剪刀差”就会迅速扩大,这会要求人民币以更快的速度升值。
目前存款准备金率比历史最高水平13%超过2个百分点，进一步向上提升可能使流动性收缩过度，这既会使商业银行面临支付困难，也会使那些要钱用的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并使其经营陷入困境，最终使得企业大面积亏损，失业率大幅度提高，经济很快“硬着陆”。在货币金融紧缩的空间越来越窄小的情况下，下一步措施操作要注意节奏，防止“货币过调”。货币调控不足不行，紧缩过度也不可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研究员则进一步通过经济学实证分析认为，宏观紧缩一定要“适度”。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货膨胀率位于3%~6%区间时，经济总需求变动的供给效应，也即收益最大。超过6%以后，需求总量变动的供给效应迅速下降，达到一定高度后甚至会出现供给效应的负增长；低于3%，需求总量变动的供给效应同样也是很低的。同时，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平均而言，货币供给的增长大体应该是GDP增长的1.77~2.05倍。这两项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各项实际指标处于上述区间，即可认定宏观经济运行是健康的，或者说宏观调控政策操作方向是正确的，力度是合适的；反之，宏观调控的方向就需要考虑甚至是不正确的，力度也可能不合适。
应用上述分析，结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状况，刘迎秋认为，到目前为止通货膨胀率还未超出它的合理区间，物价的宏观政策操作空间至少还有1.4个百分点的余地。货币供给增长率略高，但仍在可容忍范围之内。
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输入型通胀而非经济过热带来的需求拉动型通胀是我国当前物价持续上升的首要原因。他认为，2002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主要源于其间全球宏观经济也发生了一系列对商品价格有利的变化，而美元近年来的持续贬值，又加剧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高涨。因此不应采取过度行政调控、使经济大幅减速的方式来应对通胀。
财税工具变量要“变”起来
既要避免货币紧缩过度，又要防控通胀,怎么办?陈东琪建议多配合运用财政工具，多调税，特别是多调涉外税率，通过降低出口退税率，或其他“限出奖进”的财税措施，增加国内市场紧缺物资的进口，减少其出口。运用好财税政策措施,可以减轻货币政策的压力。稳健财政政策应该有较大的选择空间,一些财税工具变量可以“变”起来。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从紧”调控总量，实施“需求管理”的同时，应更多“稳健”地着力调整优化结构，实施“供给管理”。主要包括，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继续有所降低，而非一下子抹平甚至停发。把这部分可用财力和超收收入统筹协调，用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优化结构，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
良好的宏观调控需要完善的市场体制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认为，良好的宏观调控需要完善的市场体制、充分市场化的传导中介、坚实的微观基础做条件。市场经济越发展，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宏观调控就越能够有效地执行。但是目前，我们的市场体制还远不完善，特别是资金、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市场机制还远没有建立，难以支撑宏观经济的稳定和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而且，政府调控起来很难，调控效果难以保证，代价也过大。因此，不能把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对立起来。要深化市场化改革，从而为宏观调控打下良好体制保障。